1979年秋天，我如愿以偿地坐进了陶林小学的教室，成了一名自豪的小学生。当时县城下派的政协委员王光华老师就任小学校长。他个头不高，面目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每天正常都要往来于我家西边的一条南北路，因为这条路通向陶林的北大街。大街上十分繁华：有水产、供销社、信用社、米厂、粮库等等，更主要的是这里沿街设有一条边的菜市场，逢年过节，大街经常拥挤得水泄不通。头顶菜篮，相互紧挨着挪步，我亲身体验过。

之前，我常常尾随王校长的背影，毫无顾忌地大喊：“王校长，我什么时候能上学啊?”我渴望上学，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可上。

父亲参军当了6年的义务兵，退伍还乡后，自钻自研，做起了裁缝。店面就在北大街上。邻近几个庄子的乡亲，想添置新衣，都要往父亲的店里跑。特别是谁家增添了子孙，腋窝里总要夹上一块子孙布，喜滋滋地说，帮小鬼做身“和尚夫”。

学校教室的木质窗户，似乎从来就没有保持过完好的玻璃。冬天，刺骨的寒风，呼啸声中混着泥灰，沙沙地扑打在脸上，有时还迷糊双眼。老师号召，谁家有塑料皮的可以带来，我回家找三伯。三伯是家里的种田能手，还是农技员呢。他帮我精选细挑，找到了符合尺寸的塑料皮，高兴坏了的大个子同学，都争着用图钉把塑料皮往窗户上掴。透光、挡雨、又挡风。

教室里的黑板擦不是走形了，就是不见了。无可奈何的老师，只好用废旧的报纸，揉成团，在黑板上擦来擦去，时不时发出吱吱的声音。那时候的黑板是一块水泥墙，上面刷一层黑漆，用不了多久就褪色了。我从爸爸给人做蚊帐时用剩下的边角料里，挑出稍微像样一点的白沙布，自己动手缝制成一个个小沙包，带到教室，擦在黑板上，静巧巧、软绵绵，黑板擦得好干净啊。

王校长出差苏州，回到学校，写了几张纸的诗歌，用蜡纸油印出来，供老师们分享。我觉得王校长能写诗，是个大诗人，非常羡慕，从此心里便埋下了诗歌的种子。

1988年中考录取面试，我兴高采烈地坐上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就抵达了。以往难得去一趟县城走亲戚，要走宝射河坐几个小时的轮船。最难忘轮船上的猪油下面条。小时候吃面，不像现在有许多食材可以做汤，煮面。那时就是酱油面，放些味精，没有麻油、没有胡椒粉。冬天要过年的时候，才会熬一些猪油。轮船上，夏天下面条都用猪油，漂在碗面上，一圈一圈金光闪闪的，特别香。

在陶林的夏天，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会在水产码头钓鱼，鱼钩朝河里一放，就是一条盘皮鱼，中午就是一顿中饭。左邻右舍的大妈喜欢端碗，看见谁家又煮鱼了，就伸碗要鱼卤，说是回家给猫泡饭吃。

下午，我们在街上摆个书摊子，一分钱一看。生意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上门服务，把书摊子挪到米厂码头。那里每天都有跳箩筐的担工，他们挑累了，正好一边歇歇，一边看看小图书。我们一天挣上角把钱，买冰棍的钱就有了，在这一点上，我就庆幸自己是陶林人了，陶林是附近贾林、苗林、桑庄的集聚地。

冬天，陶林、苗林、贾林、桑庄，“三林一庄”的人，基本要来陶林的澡堂子洗澡。陶林的澡堂子，过去冬天公家开会，都会选择在上午，把人召集到澡堂子里。父亲是一名党员，在一次冬训班上，把一只新买的宝石花手表弄丢了，那是托人花八十块大洋从上海买的，所以心疼得要命。

我1988年到南京去上学时的长途车票才4.95元。那时候，我戴不起一块手表。至目前，也就没了戴表的习惯。

1992年，实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包分配制度，我回到了家乡，被安排到县城一家国营企业，从事技术服务工作。有一门技术好啊，全县的各个乡村、田头，都留有过我的足迹。后来企业要改制，我下岗了，自谋职业。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经常回陶林。

陶林老家的门口向东，开辟了一条水泥路。许多陶林人都有轿车了，城上乡下的水泥路四通八达。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把双亲接到县城居住。老父亲超过八十高龄，生活补助更高了，退伍军人补贴也能按时到帐，连乘坐公交都有优待。

如今，父母只要接到家乡电话，就像接到指令似的，也不顾自身体力，贸然回乡。听力不行、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让他们单独出行，我们总不是那么放心。生我养我的父母真的老了，随我居住在县城近二十年了，距离老家不是很远的，可他们往返家乡的劲头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他们说，现在路好，交通方便，下雨下雪也不怕。

“谁不说俺家乡好”，“亲不亲，故乡人”，家乡陶林，衣胞之地，一千年不忘，一万年不舍。

——选自《中国乡村》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