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才意识到，贫困与我而言，不是遭遇，而是如影随形。

我的童年和少年留给我的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记忆最深的，除了贫困还是贫困。

当时的农村，农民吃的粮食、用的钱，除了生产队里分的，基本上没有别的来源。粮食，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家庭人口分的基本口粮，一种是按工分分的工分粮。不管是哪种粮食，分钱的时候都要首先按一定价格扣除粮食款。钱，每年年底分一次。有时也分两次。夏收后一次，年底前一次。生产队的收成好，效益高，工分就值钱；收成不好，效益差，工分就不值钱。一个家庭要想多分钱，多分粮，就得有劳动力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年轻的男劳力力气大，一天能挣十分；女劳力力气小，一天最多只能挣八分。

那时，妈一个人领着我们兄妹四人在农村生活，爹在镇上的拖拉机站工作。爹属于是生产队的外出务工人员，挣的钱要缴到生产队，生产队按缴的钱折算工分，才能按工分从生产队分粮食、分钱。在我的印象里，爹似乎没有给队里缴过钱，我们也没有用爹缴的钱从队里分到过粮食和钱。记得我问过爹，爹说，拖拉机站本身就没发给他几个钱，七扣八扣，家里还用，哪里还有钱缴到生产队里？我没有核实，凭推断，爹说的应该是实情。不仅如此，爹吃的粮食还要从家里带。因此，我们家，除了按家庭人口分的基本口粮，能从队里按工分分钱分粮的，只有妈一个人挣的工分。妈到生产队里出一天的工，披星戴月，累死累活，只能挣八分。两个大人，四个孩子，六个人平均下来，人平一天还不到一分半，典型的家大口阔。我们家就成了全队粮食标准最低的户，却又是欠口粮款最多的户。而且，我们家每年都是欠款户。尽管没人瞧不起，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生产队每次开会分红时，妈都难为情地坐在最后面，不敢抬头看人。

妈参加生产队的分红会，从来没有指望分到钱，就只是去做一件事，在会计念到我爹（他是户主）名字的时候，走到前面，众目睽睽之下在会计已经代为写好的欠条上按下鲜红的手印。直到我上初中后替妈去生产队开分红的会。我做的，还是妈以前做过的。只不过，欠条是我自己写，签我爹的名字，按我的手印。

妈俭于持家，善于调节。粮食少，瓜菜代。玉米，红薯，洋芋，甚至青菜，都掺到大米、麦面里吃。说是洋芋饭，红薯饭，洋芋多，红薯多，大米少；说是面籽儿汤，青菜多，面籽儿少；说是包子，面少，馅多；说是馒头，黑面多，白面少；说是米饭，玉米多，大米少。差是差些，却从来没让我们饿过肚子。

吃，好歹还能有中生有，麻烦在于，钱，却是要无中生有。

为了挣钱，我们兄妹挖过药材。黄姜，细辛，苍术，白芨，只要能卖的，只要山上有的，无论远近，都挖过。采过金银花。一朵一朵的采回来，太阳下晒干。我们家菜园边一棚金银花藤子，两米多高，五六米宽，开起来花蓬蓬的，每年采一茬又一茬，更是看成家传的宝贝，谁都精心地呵护着。捡过橡子。孙家坡及其周边有花栎树的地方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好在，那时的学费、书费不贵，一学期加在一起才几块钱，村里又有初中，不用住校，上学不太花钱，我们兄妹读书不成问题；尽管人穷，一家人身体却好，一年四季不大看病吃药，感冒发烧，熬一碗姜汤，盖上被子睡一觉就好；衣服虽然破旧，洗得干净，补得整齐，也没人计较。人情往来，吃盐点灯，却省不了。捉襟见肘不说，简直是泰山压顶。每每此时，妈便让我去镇上找爹。爹的钱少得如同一只小虾米，常常塞不住牙缝，总是找人去借。爹的钱还没回来时，妈就要去找别人借钱。妈言辞短，每次出门前，总是忧心重重，每次回家，哪怕借到了，也是忧心重重。

我理解妈。再穷，人不求人一般高，再富，人一求人就矮三分。我们家，穷得见底，如同筛糠的筛子，到处都是窟窿，人家能借，敢借，那就是天大的恩情。可借给你了，你拿什么去还人家？啥时候能还人家？没有准数。有借有还，再借才不难；有借无还，再借，难上加难。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仁义礼智信。借了还不上人家，没了诚信，还怎么做人？！不到万般无奈，妈是万万不会开口向人借钱的；妈去借钱，一定是万万般无可奈何。

记忆中唯有一次从生产队里分到钱。

那年，我已经在读初中三年级。生产队的收成好得不敢叫人相信，工分也很值钱，最多的一户分了300多块钱，我们家不仅不欠口粮款，也还能分20多块钱。那次，生产队的会计念到爹的名字，说，我们家还能分到钱，我以为听错了，没敢答应，也没敢动身子。坐在旁边的人也以为听错了，甚至惊叫一声：“咋？”会计又念一遍。确实没听错。旁边的人赶紧捣我一指：“快到前面去领钱！”我穿过人群走到前面，到了会计跟前。脑子一片空白，脚像踩在棉花上，两眼明明睁着，实际上啥都没看清白。“你妈说还不还账?”会计问我。我妈压根儿不知道我们今年不仅不欠钱，还能分到钱，咋会说还不还账的话？尽管我们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是，无账一身轻，挺起身板做人的状况太叫人羡慕了。我要让妈不再抬不起头！我们也要挺直腰杆做人！“够吗?”我问会计。“够。能还一张欠条。”“还。”我坚决地说。借钱要忍，还钱要狠，这是妈教导我的。会计抽出一张欠条交给我，又找给我剩余的钱。那是一枚两分的硬币。拿了抽回来的欠条和那枚两分钱的硬币，我飞快地跑回家去，交给妈。妈拿着它们，手一直哆嗦，沉默了许久，才哽咽着说出一句话来:“我们，也能不该账了。”记得，那夜的月光好圆，好大，好亮，把村子照得如同白昼。远处的山就象一道画着水墨画的漂亮屏风把村子围成一个场院的样子。村子那样静谧，那样安祥，如同一个没有忧愁，只有童话的孩子。那是在我少年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然而，这种好事在那个年代却十分稀有，我的记忆中有且只有这一次。贫困仍然与我们不离不弃。

家里的贫困得到改变，始自全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爹也因拖拉机站改制撤销回到了家里。家里不仅多了个劳动力，更有了经营自由、劳动自由、支配自由。种的粮食自给有余，也不再欠队里的口粮款。爹拜师学艺，学会了种桑养蚕，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经济状况渐渐好转起来，甚至新买了房子。那时，我已经在上大学。

我上大学时，国家恢复高考不久。我不仅是村里的第一个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也是周边一片村第一个大学生。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村里去转户口，村支书不想签字盖章，说：“你上大学我们村里不知道，没有研究过。”好在村会计懂得政策，说：“如今上大学不搞推荐，不要村里研究，凭本事从学校直接考，考上了直接上。”支部书记不仅有些尴尬，更有些失落，嘟嘟囔囔地出去，还是不签字，不盖章。村会计给我签的字，盖的章。

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又找了个拿工资的老婆，日子呈现出芝麻开花的状态。但每每想起上大学时到村里转户口时的那一幕，总是有些后怕。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怎么能去上大学？上不了大学怎么可能有后来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事业的发展？爹为此经常教导我，你吃的是国家政策的饭。

政策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是一座山，压得人直不起腰来；政策的阳光撒在个人身上就是一轮太阳，给人以温暖、力量、光明和希望。弟弟从部队复员的时候，政策允许农民自由流动。他加入打工大军，在南方城市里学得一门手艺，又回到邻近的城市，与几个战友联合开了一家小公司，经营致富，成家买房，儿子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又已结婚成家。唯一的妹妹没有远嫁，留在老家。妹夫挖过磷矿、刷过油漆、跑过运输、贩过粮食，用机械种了十几亩地，靠勤劳建起了两层楼的砖房，开起了家用小汽车，大学毕业的儿子在南方一家企业里当技术员。过去的老屋拆了，盖起了新房。爹住在里面，用自来水，烧燃气灶，洗淋浴澡，享受城里人的待遇。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伤心的是，辛劳一辈子的妈正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去世了。妈安葬在老屋的旁边，静看这梦寐以求的变化，却无福享受。我们常常为此而遗憾和愧疚。

——选自《西散南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