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回到阔别三年多的环县。每天早早起床，洗把脸，就急切地走向环江边。夏日的环江，辞去一个冬春的蛰伏，像个刚睡醒的孩子，欢笑着、跳跃着奔向远方。河水在朝阳的照射下，披着一身鳞光，早炼的人们也是一脸阳光。走在江边上，天空是那样的湛蓝而高远，晨风是那样的轻柔而多情。在多雨的南方，早晨总是云遮雾障，你很少能见到这么清爽而辽远的蓝天。能看出，晨炼的人们正感受着一种清新、活泼和奋发的气息。这气息透过大家的笑脸，透过笑脸上热气腾腾的汗水，呈现出满满的幸福感。这一切，让我这个游子也沉浸在欣欣向荣的氛围中。迎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我时而挥手招呼，时而握手叙旧，时而惊喜相拥，愉悦的心情让人陶醉。和异乡的晨炼比，这里多了很多温馨和生动。

正走着，忽然迎面来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急忙走上前去，对方也认出了我，两双久违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对方虽已白发苍苍，可那满是皱纹的脸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轮廓。打从一九七六年正月离开万安，这个曾经一起度过很多寒暑，一起经历了很多欢乐的表侄已四十多年没见面了。算起来他如今也已年过七十，当年那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已容颜尽改。可你细看，那眉宇间的英气还在，深藏在我心中那个干练、聪明又多才多艺的人的气质还在。握手两三分钟后，我们急忙在附近找了一个长条椅子，他掏出一包十五元钱的兰州烟来，我尽管很少抽烟，但还是点燃了一支。

这个表侄叫苏志荣，家在离我家四华里的校场滩。校场滩是古城万安的组成部分，古时凡有驻军的地方就有校场，校场实际是操练军队的地方。现在万安古城和校场滩已被一条沟隔开，可在一千多年前，这河沟还在离我们很远的下川里，那时校场滩和万安城是连在一起的。唐宋以来，万安城一带一直是朝廷牧养军马的地方。为抵御北方外族侵犯，唐朝以后的多个朝代在甘肃（包括现在青海宁夏）东部建有好几个养马监，据史料记载，那时大监养马万匹、中监养马六千、小监养马三千，当时西北一带较知名的养马监有清平监、开城监、灵武监和万安监，万安监是中监。到明朝中叶杨一清主政西北军务时，万安监又得到一次扩建和重修，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经过千年的雨水冲刷，如今的万安城被沟壑切割成三块：万安古城垣、东边的砖金堡、西北边的校场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志荣二十岁出头，高个头，人长得很帅。第一次见他，他正在用板胡拉奏一首秦腔牌子曲，那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暴雨倾盆、时而玉珠落盘、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忧伤委婉的演奏，我一下子就听懵了，当时就想，这是我们大队的人吗？因为我当时也拉二胡，也学拉一些独奏曲，可听他的演奏，真的惊为天人，他的秦腔牌子曲听起来犹如天籁。

一九七一年秋，万安大队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也向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一样，组建了自己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简称“基建队”，从全大队四个生产队抽出三十多个精壮劳动力，首先在我们赵掌生产队老坟湾口打坝平地。两个月后，上面提倡大干快上，大队党支部决定在大队部下面的河沟里筑一座较大的拦洪坝，既蓄水浇地、又筑坝淤地，县水利局派来了技术员，对坝体基础进行了勘测设计，然后就由基建队开始施工。当时大队领导要求基建队按照毛主席倡导的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的精神组建，故而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队员很多都是文艺宣传骨干，我当时正在赵掌三年制小学当教师，由于学生时期曾是阳明庄中学的文艺爱好者，因此大队领导要求我白天教学，晚上也参与基建队的文艺节目编排，我正是这时候认识了苏志荣。苏志荣长我七岁，待人诚恳、热情，我俩一个拉板胡，一个拉二胡，共同的爱好很快让我们成了朋友，从此经常一起切磋，一起演奏。他的帮助让我在二胡拉奏技巧上有了很大提高，我喜欢他，感激他。一九七六春，我参加工作去了车道公社，以后又调县城工作，从此再没能见面，这次偶然相遇，我俩都非常高兴。分别讲述了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又说起了过去一块劳动，一块排练节目的那些朋友和乡亲。一九七六年离开万安，一九八三年又把家搬到县城，回老家的机会少了，对村子里的老乡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经苏志荣讲述，我听到了很多同伴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整整两个早晨我们就坐在环江边上，回忆着过去，也勾起了我对往昔的深深怀念。我忽然就想起了那个年代自己的一些过往。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刚好十六岁，当上了一名社请教师，那时很有信心，既教孩子们文化课，也教他们唱歌跳舞。因当时万安大队辖区内就这一所学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甄怀明要求我在国庆节召开的群众会后演几个小节目，我欣然接受。到了国庆节全大队社员大会一结束，我们学校这台节目立即开演，这场表演，在我们那个落后封闭的小山村里引起了轰动，大队领导当即拍板，要我为大队基建队做好节目编排。从此我就特别留心节目的选题和编排。记得那年秋的一个傍晚，学生放学了，批改完作业，我一个人坐在学校院子里收听全生产队唯一的收音机，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五首陕北革命民歌。因文革中一直流行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歌，很少听到民歌类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播放这么优美动听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我震撼了，我被这悠扬婉转的歌声感动着，听了一遍又一遍，整整听了一晚上。那时如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什么，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和各省的党报都会及时刊发，我焦急的等待着这天《人民日报》的到来，过了四五天，《人民日报》来了，报上整版刊登着这五首民歌的词曲，我高兴极了，我花了五六天时间学唱，并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军民大生产》编成舞蹈。

现在想来，那个火热的年代，人们尽管饿着肚子，穿着烂皮袄，可大家的精神很充实。当时基建队的大灶主要吃的是土豆，只有少量黄米，加上那两年大旱，一九七二年冬到七三年春，陕北和陇东一带饥荒已非常严重。多亏了周恩来总理的延安之行，了解到了这里的实际情况，将近一年时间，我们每月都赶着毛驴去粮站驮回销粮，回销粮也就是红薯片和玉米，回销粮不够吃，社员们就在生产队土豆地里寻找遗留的土豆，在糜子地和荞麦地里挖老鼠积攒的过冬口粮，那时社员们整天都在饥饿中度过，老百姓中流传着顺口溜：干部吃的八两粮，打的基子盖的房；社员吃的八两粮，拄的拐杖扶的墙。那时的人们，真的整日价就愁吃的。也许是年轻，基建队的队员和公社抽调来万安修水库的民工每顿饭吃一个红薯黑面窝头，喝一碗南瓜汤，但他们还经常相约打场篮球友谊赛。基建队的队员更苦，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在寒冷的会议室排节目，第二天早晨又起床去工地。为宣传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精神，我们编排了很多学大寨方面的节目：有独唱、合唱、小剧、快板、三句半，并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军民大生产》两个舞蹈搬上舞台。一九七二年国庆节，我们给全大队社员和万安水库的民工献上了一台异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演出很成功，因为有全公社的民工扩散，万安大队基建队的演出在全公社都传为佳话，很多大队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基建队和文艺宣传队。演出结束后，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甄怀明立即召开演出人员座谈会，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希望基建队更加努力，短时间排练两个革命样板戏，迎接全公社在万安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大家纷纷向党支部表态，坚决完成任务。最后决定先排练《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当然，基建队员们也愿意排戏，因为这样总可以减少在工地的劳动时间。每天晚上，队员们吃一点红薯黄米饭，再从家里背一点煮熟的土豆，就开始了半夜半夜的节目排练。

从一九七二年冬到七三年春，那些个寒冷的冬夜，我们这二十个人就聚在大队那个有个小舞台的窑洞里背台词、学唱腔、配乐器、练动作，忙得不亦乐乎。饥饿和寒冷时时袭来，可为万安人争光的信念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回响，大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心里也不觉得苦。排练场面热火朝天：干鼓声、锣声、笛子、二胡、板胡和演员练唱的声音，在寒冷的冬夜里久久回荡在大湾这个小山村的上空。要排节目，学样板戏，就得背台词、背唱词，可我们那些演员普遍文化底子薄，有的甚至一个字都不认识，为了按时完成排练任务，几个月时间，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扫盲速成班，有的学认字，有的学唱腔，有的学乐器，那种积极向上，不甘人后的氛围，让大家实实在在得到了提高。困了，就用皮袄裹着，靠在冰冷得墙角打个盹；饿了，吃一点冻得硬邦邦的冷洋芋；需要出场，立刻擦一把眼睛，迅速进入角色。有一次，扮演座山雕的演员正在睡梦中，到他出场了，本来应该坐在那个有虎皮的太师椅上面去，可他以为排练到了向解放投降那一场，就高高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惹得在场人哈哈大笑，睡眼惺松的他还不知大家笑什么。当然，节目的排练过程，也是一个筛选和发现人才的过程。我非常吃惊，在基建队这个小集体中，还真的有很多人才。有演员、有演奏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他们都能把扮演的角色表演的惟妙惟肖。记得排练《智取威虎山》时，很长时间找不下奕平这个角色。有一天，忽然一个新队员报到，我们一看，哎！奕平不是在这里吗？一上场，果然非常形象。后来排练《沙家浜》，他又演刁小山，演得很成功。《智取威虎山》中扮座山雕的演员，演《红灯记》时就扮鸠山，也非常适当。慢慢，台柱子出来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志荣，少剑波、座山雕、白茹、小常宝，《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奶奶、铁梅、鸠山、王连举，《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沙奶奶、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刁小山都选出来了，其他配角的选拔就容易多了。坐在河边，我首先想起了杨志荣、李玉和的扮演者刘发和。刘发和我称他表兄，家在万安城南边的郑台上。他长我七岁，如果活到今天，已经七十一岁了，那时我十七岁，他二十四岁，高高的个头，瘦瘦的，干练而又精明，为人正直，从来都是快人快语，心里咋想，嘴里肯定咋说。他只读了三年书，识字不多，但很虚心，很勤奋，喜欢向别人求教。记得演杨志荣时，因为知道我读过《林海雪原》这本小说，他为了很好掌握角色，就让我讲述《林海雪原》中关于杨志荣的一些描写，后来不知他从哪里索性找了本《林海雪原》，认真的读着。《智取威虎山》实际上是根据《林海雪原》中的部分章节进行再创作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没有拘泥于原小说的描写，小说中少剑波是中心人物，而《智取威虎山》中杨志荣则是众多英雄人物的中心，了解了这些，才能准确把握角色，刘发和因为熟知这点，他把杨志荣演得正义凛然，高大英武。为了演好杨志荣，他不放过万安、杨掌、甚至魏洼的每一场电影，因为那时凡放映电影，必有那几个样板戏，京剧中杨志荣的一招一式都深深刻在他的心中。演《智取路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那场戏时，为了很好表现杨志荣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种豪情万丈的英雄气概，发和反复对骑马、下马、拔枪、射击等动作进行琢磨，正是他的反复体会和练习，使他在第一次演出就大获成功，博得阵阵掌声。演出总结会上，党支部书记甄怀明多次表扬他，我们听了也非常高兴。那时他虽然个头高，可身体很单薄，经常咳嗽，一场打虎上山的戏演下来，总看到他喘得厉害，脸色蜡黄。我们都劝他把动作精减一下，幅度放小一点，这样也许省点力气，他嘴里答应，可一上场就激情飞扬，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到位，我们一边高兴他把戏演得好，一边又特别担心他的身体。发和表兄为人善良，乐于帮助别人。那时，大家都穷，他有一款绵羊皮袄，到特别寒冷的夜晚，看见谁穿的单薄，总是把他的皮袄递过去，宁可自己冻着。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主角，少剑波和郭建光的扮演者党志平。党志平也是我的表兄，他是我们大队老书记的儿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当时车道公社最优秀，医术最好的赤脚医生。他为人勤奋、厚道、也很沉稳。很多年后，我在环县另一个乡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记得万安村原党支部书记因年龄大要退下来，车道乡党委书记张世权和我说起万安支部书记人选时，我仍认为党志平才是最适合的，可那时他的赤脚医生岗位离不开，他在我们周围几十里路内医术无人能比，不但车道的病人找他，就连周围的演武乡、何坪乡，镇原县殷家城，宁夏彭阳县的王洼镇、草庙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因为这点，乡上才没有让他挑起党支部书记这副重担。党志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演出团体的主心骨，每次决定排一本新戏，我们总是让他考虑角色的安排，他心细，对每一个人的特点和特长都了如指掌，他的安排，我们总觉得非常恰当。现在想，当时如果没有党志平，这个团体会有很多矛盾无法解决。他公正，总拣重担挑，他总说：我在保健站上班，没有大家工地上辛苦，我不挑重担谁挑？这句话，让大家的心里暖暖的。他说到做到，凡是他接手的角色，总能演得非常出色。

我们这个团体中还有一个主要人物是常克剑，他是文革前虎洞中学毕业生，在我们中间最有文化。每接一个剧本，剧情的讲解非他莫属，他总能从剧本的时代背景，主要情节入手，把每个角色都讲深讲透。通过他的讲解，全部演职人能迅速掌握剧本，了解剧情，吃透人物。现在想来，常克剑当时在我们那个团体中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主要分工乐队，他能吹笛子，拉二胡，甚至能敲干鼓，总之他是个多面手，那里需要到哪里去，到那里都是一把好手，我特佩服他。

在众多女演员中，最优秀要数胡月琴。一九七二年她只有十五岁，虽然年龄小，可聪明、颖慧，性格开朗，整天乐呵呵的，笑声不断，但毕竟是孩子，也爱哭，不顺心了就哭，可你一逗，她又破涕为笑。她在《智取威虎山》上饰小常宝，在《红灯记》上饰铁梅。她只上过一年学，识字不多，但她好学、勤奋。由于识字少，她总不能顺利读会和背诵台词，有时急得掉眼泪。可是她为人活泼，大家都愿意帮助她，她也整天拿着个本本，走到哪里，问到哪里，学到哪里。虽然年龄小，可悟性好，对角色能很好把握。她还喜欢唱歌，歌喉也不错，每次演出间隙，她总为观众献上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博得大家阵阵喝彩。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这四部戏，我们不但在万安演，还应邀去杨掌林场、杨掌大队。朱吊渠大队演戏，一九七五年车道公社样板戏汇演，万安大队拿了一等奖。

坐在河边，我和表侄苏志荣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想起往昔那些艰难而又快乐的岁月，我们都感到人的一生太短，你还没缓过神来，就已经白发苍苍，进入暮年。发和表兄早早就去世了，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车道公社工作，有一次回万安去，到大队卫生所给孩子取药，在党志平的诊所遇到了他，他也在这里取药，这时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志平偷偷告诉我，发和的病已没法看了，我心里特难受。他脸色蜡黄，人很瘦，身子都佝偻着，见到我，他显得很高兴，但眼神中已明显流露出忧伤和痛苦。我们回忆着过去那些敲锣打鼓的日子，勉强说笑着，坐了一个小时，我要走了，他明显不舍，可我那时很忙，请了两天假，孩子小，家里还有很多活，我一再说，下次回来到郑台上看他去，他说：不知还有没有这一天，眼里满是泪花，我和志平听了这话都黯然伤神，强忍住了泪水，我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不到一年，我已调到县城工作，忽然听到发和去世的消息，知道迟早有这一天，可消息仍让我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发和的影子，特别是他在打虎上山那场戏中表现出的勇敢、机智、果断、矫健的身姿让我久久不能忘却。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几年前那个曾经激情飞扬的人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好几天，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发和去世时才三十岁，太年轻了，当时正值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那一双儿女还很小，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怎样度过那没有爸爸的童年的，也不知道表嫂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怎样把两个娃娃拉扯成人的，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流泪。党志平医生也已去世好几年了。他医术好，人厚道，是我们那地方远近闻名的好人。五十多岁了，如果谁家孩子或老年人有病，不能来诊所就诊，他二话不说，就背着出诊包上门去看，这几十年来，他不知看了多少病人，挽救了多少生命。可是二零一五年，因为家庭琐事，突然走上了不归路，我那时正好在县城，听到这一消息，不啻一声惊雷，我真为车道人失去了一位好医生，万安人失去了一位好乡亲，同龄人失去了一位好伙伴感到痛心。他那么厚道，那么心胸开阔的一个人，怎么就想不开呢？人的一生太难过了。又大约过了一年，忽然听到他的爱人因不堪思念的折磨，也追他而去了，我的心都碎了。人都说：好人有好报，可志平夫妇的结局为什么就如此悲惨。死去的还有胡月琴，她一九五七年出生，一九七七年去世，走的时候刚好二十岁。那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一夜之间就香飘魂散，想起来感到特惋惜。那时她们家的日子还算可以，她又是几辈人的掌上明珠，当时生产队长期派她在基建队做工，正值冬季农田建设的高潮期，她请了几天病假，可谁知就在这个假期里，她竟然果决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正是青春飞扬的年华，正是人生最绚丽的年龄，她毅然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怀念那虽然很苦，但总能苦中求乐的日子，在这曲曲折折的人生路上，我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让你魂牵梦绕的世界，但有的人走的实在太早了，走得我们无法提防，走得我们措手不及。这天夜里，我仰望星空，几颗流星正划破夜空，飞速滑向天际，带着闪电一样的光芒。早早告别我们的那些优秀而善良的人，他们不就是一颗颗耀眼的流星吗？生命虽短，但仍然光芒四射。这几年，改革开放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广大农村农民的光景也越来越好，但在这走向小康的日子里，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看病问题、教育问题、发展问题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我衷心希望广大农村能越来越繁荣，广大农民能越来越幸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想起万安大队那个演出团队的点点滴滴，当年的锣鼓声总在我的耳际回响。前天和一个孙子闲聊，说起了他在万安小学上学的事，他说过去你们排戏的那个有舞台的窑洞早已废弃，窑洞的门被崖面崩塌的土掩埋得剩下一个小洞洞，孩子们都不敢进去，只有胆大的孩子偶尔爬在那个洞口向里张望。他还听同学说：每到晚上，那个窑洞里面总能听到敲锣打鼓和唱戏的声音。我想，远去的岁月已经把我们那个年代罩上了一层神秘，但那些远去的生活在我们这群过来人心中，却仍旧是一幅幅鲜活的图画。这也许就是历史，这也许就叫文化吧！把这些生活和过往写出来，留下来，也是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纪念和负责任吧。我怀念那些记忆中的人，也怀念那些远去的锣鼓声。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