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七夜里，我们在太公厅守灵。他像平时睡觉一样，面容平静，无比慈祥。众人说一段，哭一段。我在哀伤的恸哭中，回忆着他的点点滴滴，悲从心来。

初八夜里，继续守灵，大家给他换寿衣。我随着众人一起伸出双手，托起他的遗体放进红棺。那遗体的冰冷透过我的指尖、手心，直达心里，想到从此他就会和我们，和这个世界阴阳两隔，泪水哗啦啦流下。叔伯婶母们陪着大家，直至下半夜才各自回去休息。

熬了几天几夜，大家都困得相挨而眠。我眯了一会，也睡着了。恍惚中听到小姑子的声音，睁开眼才知道儿子看到大家都睡着了，就自己一个人在红棺前坐，一直守到天亮。

?没结婚前，我就认识他了。那时我还在上井小学教书，他来上井上公开课。他上的课例是《青海高原一株柳》，我因为是语文老师，所以学校也安排我随班听课。

《青海高原一株柳》是陈忠实的作品。这篇课文描写了青海高原上一株神奇的柳树，经过高原风雪肆虐，雷轰电击，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成就了青海高原上一个壮观而独立的风景。

他在给学生上课时，把柳树熬过干旱，躲过严寒，扛过风雪，斗败雷电的情景娓娓道来，青海高原那株柳树顽强坚韧的样子就此植根在大家的心里。

2000年冬天，我成了他的儿媳妇，他成了家公。我们的婚房是他家里的一个陈旧的瓦房，他在我们结婚前，买回塑料纸，把屋顶遮得严严实实的，说这样不怕屋瓦漏雨，也不怕灰尘掉落房里。

结婚时，学校里的老教师再三叮嘱我，按传统，结婚新房要过了三朝才能打扫，要留住财气。村里人爱凑热闹，看新鲜，老人、小孩、中年妇女，来来往往的人挤过来看新房摆设，看新娘样貌。评头论足一番走了，只留下一堆糖果纸、瓜子壳、果皮。

晚上，酒席散了。一家人围着火堆烤火，家公一个人去把新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说，不是要过三朝才可以打扫吗？他也不理会，只说，客人留下的垃圾太多了，还是打扫干净了舒服些，那些陈规旧习也不必太遵循。

不久，我发现，吃饭前，家公都要吃一大堆药。这些药大大小小、方方圆圆有二十几粒。我才知道，他在1996年夏天患上了糖尿病。血糖太高，每天饭前都要吃降糖药。每个月都到县城里去开一次药回来，半年作一次身体血糖血压血脂检查。每一次检查，开药，甚至住院，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候，我们想请一天假，陪他前去，他也拒绝了，说他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他在江对面的坡地上种了十几棵香荔，他利用休息时间久不久就去施肥，除草。

四五月份，山坡上红绿相间的树冠生机勃勃，香荔开始挂果。荔枝熟了，他打电话催我们回家拿荔枝。我们去到果山，看见他踩在树桠上采摘，伸手去撩荔枝。他从这根树桠绕过那边树桠，汗水把衣裤浸透了。地上已经堆了小山似的荔枝，我们忙着帮装袋。

因为患有糖尿病，无论摘多少荔枝，他一个都不能吃。有时候看大家吃得起劲，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剥开一颗，用舌头舔一下，就把舔过的荔枝扔了。

十几棵香荔，每一棵树他都亲自攀爬采摘，大家在傍晚时回去打包就走。没时间去拿荔枝的亲戚朋友，他摘了之后又骑摩托车给大家送去。看到能给大家分享他种的荔枝，他满心欢喜。

临近退休的那两年，他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

2015年，糖尿病的并发症更严重了。首先是肠胃出了问题，便秘，上不了厕所。腿脚也经常肿痛，行走不便。血糖也不稳定，时高时低。血糖高，危险。血糖低，也很恐怖。他每天都要按时吃药，有时候刚吃了药就上课。药吃下去了，血糖就变得很低，好几次眩晕，差点倒在讲台上。他自己想办法，吃了降糖药后，带几颗糖果放口袋里。如果头晕，就马上吃糖，让血糖升上来。这样，持续了两年。

二十多年来每天吃药，后来又打了十多年胰岛素。是药三分毒，他的肾脏出了问题，肾萎缩得厉害，2018年春天，他患上了尿毒症，无法排毒。最初，听取医生的建议，给他做了腹膜透析手术。每天，在肚子里插一根管用来输液。先是把药水输入肚子里，过了四小时候，又把输入的药水透出来。每天进行两次透析，每天透四斤水。大家很担心他，每天给他打电话，陪他说话，他却安慰大家，不用担心他。他说，现在的医学那么发达，能控制好他的病的。

2018年底，他的状况变得糟糕起来了。腹膜变薄，药水透不进去。心脏受到影响，胃也出了问题。不得已，改成血液透析，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透析。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没能每周抽三天时间陪他透析。我们只能在钦州给他找了个三十平米的单间，方便他去医院透析。婆婆陪他一起同住，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做血液透析的费用很昂贵，他的退休金几乎都用在治病上。有亲戚朋友提出申请水滴筹，争取凑点钱治病，公公拒绝了。他觉得再大的困难，都应该先自己解决，不要给别人增添麻烦。

每次去透析回来，他都很疲惫，说话喘气，脸上发青。休息一天后，精神又好了。不透析的日子，每天早晨、傍晚，他都去走一下路，看看城里的风景，看看热闹的街市。每次给他打电话，或节假日有空去看望他，他都非常开心。只要不透析，他的脸色很红润，如果不是透析，都看不出他患病。

可惜，好景不长。2020年农历九月初六，那晚我们比平时休息要早，刚十点就睡觉了。半夜一点多，电话铃大声地响起来，我忽地坐起来。那两年，最担心半夜电话会响起，半夜的电话让人心惊胆战。

身边很多患上糖尿病的人有的三年五载就走了，有些熬上十年八年，也走了。他最终也离开了，但他患病24年来，无时无刻不跟病魔作斗争。

二○二○年九月初九凌晨，太公厅上灯火通明。村里的老人，中年妇女，青年，小孩，就连年轻媳妇也抱着婴儿来了。我对着众人，一一点头回礼，感谢村里的叔伯婶母。感谢大家来给他点一炷香，送他一程。上午，太阳光把江水照得明晃晃的，他就在村子的对面山上安息了。

是的，我的家公黄厚永先生，他已入土为安。可在大家心里，他却像村里那株红香荔一样，永远挺拔，富有生机。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