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创业史》的时候，我还很小，才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家是农民，家无藏书，那本《创业史》是上高中的二姐带回来的。她从哪里得来，我从没问过。我只关心她晚上熄灯后在被窝里偷偷读的是什么。

那年头电灯开关还不在电灯主人手上，什么时候亮灯，什么时候熄灯，水电站说了算。水电站就在我家对门，一河之隔，虽然我们河岸上的几户人家的电灯线是直接从水电站接出来的，但一样不能例外。一般情况下，夏天是晚上八点亮，冬天是晚上七点亮，但不管哪个季节，熄灯时间一定是九点。就那一两个小时的有灯时间，大人们都在忙夜饭，小孩子们得忙杂活儿，非得要吃完夜饭，非得要熄了灯，一家人才能闲下来。因而我们的阅读便只能在黑暗中进行，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

我挨着二姐睡。她原本是瞧不起我的，尤其在她读书的时候，她会用很沉很重的嗓门儿，配上很凶的表情，叫我滚到那一头去。但我以要告她作为要挟，因为要是父母知道她每天晚上在被窝里浪费电池，她是要挨骂的。

我们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我不告她的状，但她得让我读她的书。

就那样，我读起了《创业史》。小学二年级的识字水平，那部书上有很多字我还认不全，但我却是认认真真读完的。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作家”的概念，所以并不注意这部书是谁写的，大概以为书就像树，或者像云，属于自然生长的东西吧。因为那个年纪，就连自己是怎么来的也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呢。但我记住了梁生宝。读完那部书以后，我就会把村子里跟梁生宝一般年纪的男生叫梁生宝。当然是背后叫，而且是只有二姐在的情况下。比如二姐在说起他们中的某一个的时候，我就冲着二姐压低了声音尖叫：那个梁生宝！

二姐已经到了定亲的年龄，男方来我家相亲，我在一边捂着肚子“咕咕”笑，二姐想把我推出门去，结果我却像块糍粑一样紧紧黏着她，直到我在她耳边把那句话喊出来：那是你的梁生宝！后来他们开始约会，我又偷偷摸摸藏背后去叫“梁生宝”“梁生宝”，结果被二姐抓住拧嘴，腮帮子青了半个月，再也不敢叫了。

知道梁生宝跟柳青的关系，那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书，而且决定自己也要写书。《创业史》很有名，柳青也很有名，必然是知道的。但真正产生要研读一下“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念头，却是不远的事儿。这一次，《创业史》是我掏钱买的，不用那么着急读完，也不用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读。而且这一次，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还带了个阳台。我在温暖的春天，坐在阳台上读，身边还有一杯茶。

这一次，我已经不那么在意梁生宝，而是更在意柳青了。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世代读、经得起反复读。十年前读是一种感悟，十年后读又是另一种感悟。当我多年后再一次拿起《创业史》，我读到的已经不只是梁生宝的故事，而是一部沉甸甸的史诗，是一个作家宏大的内心格局。

我非常荣幸，前一阵儿能在榆林吴堡真正近距离地遇见柳青。那里有一个“柳青纪念馆”，馆里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照片、作品、手稿，以及他详细的生平介绍等，再加上导游闲下来后讲起的一些关于他的趣事，柳青竟像是活生生就在眼前，在我们中间，就像他当年在塬上的老百姓中间，剃个光头，穿着黑背搭子，白天跟村民们一起下地，晚上跟村民们滚一个炕头，困了夺过村民嘴里的旱烟锅便抽起来。

这个纪念馆建在柳青文化园，在一排排的旧窑洞里。据说柳青当年就是在这里修改了《创业史》。你能想见当年窑洞里的那盏油灯，灯焰如豆，柳青坐在灯下写作，影子投射到身后，像一位黑色的巨人般守护着他，也守护着那盏油灯。隔壁的邻居们已经睡下了，鼾声穿过土墙，听上去像地震。太吵了，他得到外面避避。出门投进黑夜，院子里的树影像墨泼似的，就蹭到树下依了。那是枣树，枣子刚刚熟透，香香甜甜满树，他摸黑随手抓下一把，脆脆地嚼上。当那股甘甜浸入心脾，穿透全身，再听那鼾声，也不刺耳了。谁又敢说，不是这鼾声成就了梁生宝的鼾声呢？

柳青的作品，就是从黄土塬上长出来的，充满地气。为了写好农民，他首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民。他不光懂得耕种，在集市上还能把手伸进别人袖筒里跟人谈价。

如今，那窑洞还在，那枣树还在，柳青也还在。我们去的时候，也正是枣子熟透的时候，红的红透了，绿的也绿透了，果实挤挤挨挨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充满了香甜。可窑洞里早已经是电灯了，窗户上也装了钢化玻璃，院子也不再是土院坝，路也都硬化了。黄土塬上难养绿植，可这些年，枣树们自己却很繁荣。农民们已经不再稀罕枣树了，成片成片的枣树无人问津，熟透的枣子落得漫山遍野，掉光了果子，又掉光了叶子，它们抖抖精神又开始迎接下一个春天。当新的春天来临，它们竟在这黄土塬上绿出了南方才有的光景。

——本文刊于《文艺报》2022年1月7日副刊

王华，国家一级作家，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花河》《花村》《花城》等多部，发表小说200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多部作品翻译到海外。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