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火车站不是敦煌市的火车站，这里的名字以前叫柳圆，柳圆火车站只是把名字改成了敦煌火车站。从柳圆到敦煌还有180多公里的路程。至今，柳圆镇还是柳圆镇，柳圆人还是柳圆人。改名字，这可能是因了这些年中国旅游业兴起的缘故，好些地方都在更改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譬如四川的灌县，已经于几年前改成了都江堰市。又譬如四川的南坪县，因为九寨沟的名声更大一些，如今已经改成了九寨沟县，虽然南坪县这个名字用了很多年，在九寨沟的面前它还是不能保住自己的名姓。据说阿坝州已经动议，准备将阿坝州改成九寨沟州，不知四川省有没有打算将四川省改成九寨沟省，或大佛省、峨眉山省、都江堰省，抑或别的什么省。给地方改名换姓，已经成为神州大地的热潮。改名换姓，许多官员都是大手笔，甚至成了为官一任，永留青史的政绩。

    敦煌市的导游张涓涓小姐在出站口等着我们。柳圆镇到敦煌市是215国道其中的一段，一条黑色的公路固执地把戈壁滩划成两半。阳光很好，偶尔有一两株骆驼草从路边一闪而过。敦煌在我们心目中是神圣的文化殿堂，大伙儿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它。汽车不紧不慢地开着，张涓涓用一口流利的西北普通话介绍着敦煌。有人惊呼：“水！”我们循声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远远的地方果然有点像湖。我以为是海市蜃楼。导游也不急于告诉答案，等我们争论得差不多了，好些人都望着她时，她才笑眯眯地说：“那是盐沼！”

    眼前终于开始绿了起来。我们首先看到了成片的胡杨和成排的钻天杨，接着就看见了钻天杨围着的田地，田地里的庄稼，和在路边荷锄行走的农民。汽车穿过农田开进了敦煌市区。我们绕过一座精巧而并不算巨大的 “飞天”城市雕塑后，11时，便到了我们当晚要居住的“悬泉宾馆”。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敦煌的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三危山的西南是鸣沙山；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由东向西横过其北境；西边扼玉门、阳关两座关隘。因此，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大道通衢，敦煌则可以说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与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如果说，自汉唐以来的中国古代河西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那么作为走廊西部门户的敦煌则最为重要。正是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它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频繁出入轮番表演的大舞台，成为各种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这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城市，这个独居一隅举足轻重的兵家必争重地，到十三世纪后，随着海运的开发，政治中心的南移，而逐渐衰落了。敦煌是中华战车上的一匹马，跟中华帝国的命运一样，随汉唐雄风的消逝而沉默了。当敦煌一词在人们记忆的词典里已经很难查找的时候，当中华帝国弥留之际只剩下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的时候，湖北麻城人王圆 道士在三危山西南鸣沙山莫高窟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藏经洞。这个发现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所不同的是，哥伦布的发现给哥伦布带来了一生的荣耀，王圆 的发现却给王圆 带来了永远的耻辱。王圆 的失败在于不该发现敦煌的时候发现了敦煌。但不管怎么说，敦煌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著名，中国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丢脸，世界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吃过午饭，我们在导游张涓涓小姐的引领下，与所有来敦煌的旅行团一样，例行地去参观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例行地去喝敦煌特产杏皮茶，例行地痛骂卖国贼王道士。张涓涓这位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则不断地接团送团，像机器一样重复着自己的劳动。

    跟着张涓涓的小黄旗，我们走到了莫高窟的大门口。按规定把照相机和随身携带的大包小包放在了寄存处，然后跟着另一位导游走进了莫高窟。我看见一些外国人也跟我们一样走进了莫高窟，只是好奇导游小姐给他们讲解的是不是跟我们的解说词一样。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 的修习禅定的和尚到了莫高窟附近，忽见山上一派金光，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 被这奇妙的幻景震惊了，认为这里是佛的圣地，于是他找人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并在里面修习禅定。乐 开窟后不久，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西行到敦煌，在乐 所开石窟的旁边又开了一窟。五世纪前半期敦煌的动荡不安，给佛教传播提供了机会。随着敦煌地区佛教的兴盛，莫高窟也渐渐出了名，在这里开窟的人也越来越多。莫高窟的洞窟内除了塑像以外，四壁和顶部都画满了壁画，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教世界。目的是使人们走进洞窟就犹如走进了佛国，在艺术美感的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信奉佛教。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种宣传佛教思想的文化艺术，这种佛教艺术与佛教一样发祥于印度，所以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佛教艺术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犍陀罗地区（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孔雀王朝以前曾被希腊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占领，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加之犍陀罗地区是印度最先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地区，而参与佛教艺术创作的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希腊人的后裔。犍陀罗地区的工匠们在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揉和了希腊、印度和波斯的艺术手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形成以后，便经由三条路线向外传播，其中一条就是从大月氏传入我国。我国目前最早的石窟寺是新疆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开凿年代大约在东汉晚期。也就是说，印度的佛教艺术在传入敦煌以前，已经在西域流传了一个多世纪了。这一时期，犍陀罗艺术已经与西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西域风格的佛教艺术。但是，敦煌石窟艺术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域的佛教艺术。作为外来的宗教艺术，要想在具有发达的汉文化的敦煌扎下根基，赢得当地民众的喜爱，就必须和当地的思想文化协调一致。如在西域很流行的印度式丰乳细腰肥臀的裸体舞女和菩萨，在敦煌则毫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男女性别特征都不明显的菩萨、飞天、乐伎。另外，大到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小到壁画、建筑、装饰图案等方面，都发生了中国式的敦煌式的改变，这显然是在不违背佛教思想的前提下，为适应儒家学说的审美观而有意作出的改变。这应该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表现。可见，敦煌石窟艺术虽说是外来的文化，但是它一旦在敦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其开放的花朵就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

    随着敦煌统治者的更替，统治敦煌的民族不同，中原王朝朝代的变化，丝绸之路上往来客商种族的混杂等因素，便逐渐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绝对区别于以西安、北京为核心的中国敦煌多元民族文化。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君主们历朝历代多选择西安、北京为都城，虽然元朝、清朝的蒙族和满族也曾入主中原，但也只是局部的很小部分的有所融合与改变，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中原、宫廷加都市的汉文化。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远离帝国统治核心区的河西敦煌，它所形成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以为，敦煌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大都会，另一个核心区。敦煌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在西域，在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当楼兰、精绝等著名国家已经永远消失，当高昌古城、交河故城等已经成为千年废墟，当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关隘、烽燧、城堡被茫茫沙漠彻底掩埋，当人们对阳关、玉门关、尼雅的遗址究竟在哪里还在进一步考证时，其实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出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保存得是多么的无力而敷衍。在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不过是给麻木的中国打了一针吗啡而已。

    公元1900年5月26日，敦煌道士王圆

    在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藏经洞，洞内藏有西晋至宋代的经、史、子、集各类文书及绘画作品5万余件，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王道士并不知道藏经洞内的遗书和其他文物的真正价值，但也意识到它们是非同一般的宝物。王道士想借这个发现来引起敦煌官府和地方名流对莫高窟的重视，以实现自己重修和改造莫高窟的计划。王道士请来敦煌城中的官绅参观藏经洞的发现，可惜这些人中竟无人认识这些宝物的价值。王道士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仍不时从藏经洞中拿出些东西来送人，以此期望引起人们的重视。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出任甘肃学台。1903年，敦煌县县长汪宗瀚给叶昌炽学台送去了藏经洞中发现的公元851年刻的《洪辩告身牒碑》拓片，还有一些绢画和写本经卷。叶见后，断定这是一批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古物，遂建议甘肃省藩台衙门把藏经洞中的全部藏品运到省城兰州保存。藩台衙门以没有理由筹措运费为借口，拒绝了叶昌炽的建议，只是命敦煌县长汪宗瀚在1904年对经卷和画像作一次调查。然后又责成王道士将藏经洞再次封存起来。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第一次见到王圆 道士是1907年5月21日，距发现藏经洞差5天就整整7年了。对于一个身处中国乱世又不懂文物价值的普通百姓王道士来说，他守了7年的藏经洞，可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比起敦煌县长汪宗瀚，金石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和甘肃藩台衙门里的老爷们来要好上许多倍。特别是国人金石家叶昌炽，它不仅是爱家、行家，而且还是本省辖区内的一位文化官员。竟然没有亲自到敦煌去考察考察，也没有继续上报或另想办法加以保护，真是说不过去。当然，后来王道士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私藏珍品拱手送给外国盗宝者，允许美国人兰登·华尔纳进入莫高窟内剥割壁画，就不仅仅是愚昧无知了，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莫高窟藏经洞由王道士发现、掌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不幸。但是，腐败的官府，麻木的国人，混乱的时代，全遇齐了，这就是中国敦煌莫高窟倒霉的命数。

    斯坦因在中国翻译蒋孝琬师爷的合谋下，欺骗了王道士，骗走了藏经洞里的经卷文书、绘画绣品等29箱，计13000余件。斯坦因因此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的勋位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之后，又有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兰登·华尔纳等，他们都是满载而归。那些被盗的莫高窟遗书藏品，一件不少地被运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被收藏在他们所属的英、法、美、俄、德、日、印等各国美术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敦煌也因此出了大名，莫高窟轰动了世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国人吧！

    莫高窟王道士、敦煌县长汪宗瀚、甘肃学台叶昌炽、甘肃藩台衙门里的老爷们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放过一边不再说他们。我们来看看别的国人在敦煌莫高窟这件事情上又是怎样做的呢？斯坦因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也算是个中国知识分子，1907年，他自始至终协助斯坦因哄骗王道士，才使得斯坦因阴谋得逞。作为中国人的蒋孝琬，在整个欺骗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很不光彩的角色。他是知情者，是不可饶恕的可耻的罪人。1909年，当伯希和从藏经洞窃得的文物安全运抵巴黎后，他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之托到北京购买图书。在北京期间，他将随身携带的部分莫高窟遗书珍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观看。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都先后前往伯希和居住的苏州胡同寓所参观和抄录。伯希和还将一些文书的照相复印件送给蒋斧、罗振玉等人，借以讨好中国学者。直到此时，我国内地学者才知道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许多珍品已经流到国外。此事极大地震动了北京学术界，他们立即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命令清查莫高窟的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还明令禁止外人购买该处的造像古碑。清理、押运的清朝官吏未尽职守，他们既未将劫余的敦煌遗书清理干净（因为此后俄国人奥登堡又在敦煌收集到12000余件文书和350余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又在运输中经常发生被盗和遗失的事情。1910年，运送车辆到达北京以后，负责接收和押解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又纵容其子何震彝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将其中许多精品据为己有。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时仅剩下8600多件了。何李二家盗窃的敦煌遗书后来大部分转售到了日本，也有一部分经过辗转流传，最终被台湾台北图书馆收藏。中国官吏的素质几近盗匪，从何李二家身上可见一斑。那么，中国的学者们又是怎样敬业的呢？他们的中国文化情结究竟有多厚实呢？当他们已经知道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已经知道了许多珍品已经落入外国人之手，他们只是很儒雅地上书，却没有一个学者像斯坦因、伯希和一样走到敦煌去。后来，国人张大千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竟然被栽赃破坏国宝。更有甚者，1920年至1921年间，在苏联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军越过边界逃入中国，被中国当局扣留，当局竟以莫高窟的佛教洞窟作为拘留这批人的场所。这群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绝望之徒，在这所世界罕见的艺术宝库中生火煮饭，任意乱画长达半年之久。怎能叫人不痛心、不寒心呢！难怪有人说，莫高窟藏经洞所藏遗书，幸好是被斯坦因、伯希和们弄到了外国，如果在中国，也许早就被一把火焚烧了，或者洗劫一空损毁了，哪还有什么世界文化遗产？感谢他们为我们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文化！这些话虽然有些刺耳，但的确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

    如今，剩余的敦煌莫高窟被严密地保管着，连小包、照相机也不允许带进窟内。如今，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都很多，多得每一个开放的洞窟都塞满了人，也不知大伙在导游的引领下，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或者同进了一趟超市没什么区别。如今，敦煌艺术研究院扩大了编制，现有在职职工180多人，不像以前只有一个王道士再加几个小沙弥。如今，在敦煌看莫高窟是残缺的，好些菩萨和故事都不在了，更主要的是藏经洞里没有了藏经。如今，我们还是不知道“敦煌”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意思？而敦煌这座城市却活生生地繁荣着。

    导游说，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说这话时，她差点儿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