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973年离开人世，寿终69岁，至今已有35年。三十多年来，她那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坚强勤劳、忠诚厚道、关爱他人的朴实，通情达理，豁达从容的精神风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溶入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做人处事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年近古稀，仍然不时想起母亲，梦中常常被母亲唤醒，怀念之情，永久无法平静。

       母亲出生于1901年，姓马，她的成长正处在满清晚年民国初期。社会动荡，政府腐败，列强欺辱，内乱外患导致生活饥寒交迫。母亲在十多岁时。就要干沉重的家务活、农活。还必须要进行缩脚缠裹的苦刑，即用长长的布条将好端端脚死死地缠缚住，尽管疼得大哭大叫，但这是社会的公律，大人们足不敢松绑的。要经过多年的这样行刑，将正常脚缠缚成骨骼、肌肉都萎缩成走路难行的小脚。使你行脚残废。走路困难。这是当时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一种最残忍的手段。谁家女子不缚成小脚，就可能嫁不出去。母亲于17岁和父亲结为夫妻。父亲是个孤子。是从山西武寨县逃难过来的，家中也十分贫寒。父亲和母亲都是忠实厚道、为人正直的好人。又都很聪明睿智，通情达理，都能够互敬互爱，相依为命，勤奋劳动，勤俭持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先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加上祖父一家就有了八口人。人口多。官方的税费虽然多，但由于父亲辛勤劳作会操持家务会安排生活，已成了很殷实的人家。

     父母亲都是有志向有智慧，不甘落后的人。当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后，一心想扩大家业，成就一番事业。凭借他们的勤劳智慧，日积月累，生活过得蒸蒸日上：到我出生的1935年末时，家里有牛五十多头，十多头驴。一牛具车，还在家乡和河东中滩里买了上百亩土地。现在看当时至少是个富裕中农的生活，妈妈说：“你父亲要不是日本鬼子侵略、残害，解放后肯定是地主，他和我配合默契，一心想发家致富出人头地”。

       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暴发，杭锦旗独贵地区的黄河对岸被日本占领，一到黄河封冻后。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汽车横冲直撞，狂轰滥炸。投降日本的伪军到我们所住地区，到处抢劫牛羊牲畜、粮食，将百姓捉住捆绑吊打，逼着要洋烟、黄金、银元。没有就往死了打，放火烧房。父母带着全家到大沙漠里躲避日本鬼子抢杀。谁知大漠里伤寒、鼠疫开始大流行，我的—个姐姐出水痘。—个小弟死于传病。我和哥嫂、二姐、三姐等保住了性命。第二年开河回到家乡，准备种地，谁料窖在耕地下面的救命粮也被一些发国难财的黑心人盗走。全家不但不能谋求生产，眼下已无粮之炊，随时有饿死的危险。父母人缘好，有很多父老兄弟前来帮助，那时，大伙都无生计，都是朝不保夕，但人们都把乡亲的命视为自己的命，总之设法让每个人活下来。到三月以后，苦菜生根发芽，长出了嫩苗，全家都出动，挖苦菜充饥度日。那时地方人少，野生草籽多，当地有一种叫“补达杆”的盐碱地生的植物，母亲就将这些草挖回来，将籽粒打下，反复用水淘洗多遍，晒干，又磨成面，苦菜和起来，吃锅锅，虽然难咽肚，但还是可以救命的。父亲因日本鬼子和伪军多次摧残身体，加之全家性命能否生存的压力，他终于在我5岁那年春季(1940年)倒下，病情严重，无医可救，二个月后离开人世。

      父亲走了，等于全家失去了顶梁柱，全家面临的是覆灭的灾难，哥哥最大不过十七岁，几个姐姐也不过十来岁。父亲撒手人寰，全家6口人(大姐早出嫁，是父亲前妻所生)大小人都又处在饿死的边缘。在外人眼里，这个家父亲一走就破灭了，靠母亲一个36岁的小寡妇支撑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好心人就出主意让母亲改嫁。

那个年代真正能撑起6口之家的男子没有几个。母亲想想，即使走改嫁的路，她一人有可能有出路，那五个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生存保障，改嫁的路是绝不能走，宁可相依为命死在一起，也不能让这个家破碎失散。母亲决心把孩子拉扯成人。父亲离开人世，母亲尽管痛不欲生，但为了孩子，她把痛苦都埋在心头，咬住牙咽下泪，为了全家5个多为不懂事的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求生之路。

        父亲患病到临终，母亲一直对父亲精心护理，自己忍着饿，也设法让父亲安心养病，父亲想吃什么，她和哥哥跑多少路也要设法搞到，白明黑夜到处为父亲求医问药，那时医生药物十分落后，母亲听到什么地方有治好病的医生和偏方，总是千方百计，设法请到医生，搞到偏方，她和哥哥跑不过来就劳烦好邻居，好朋友，去请医生，配药方。方圆几百里以内的地方几乎都跑遍。父亲在年轻时，就一直为方圆几十里的邻居朋友办好事，排忧解难，和今天的活雷锋有相似之处，当人们得知父亲患病后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每天不下十几人有时几十人，有的亲自为父亲请医生，有的打听到能治父亲病的药方连夜跑上百里路送来。那时科学不发达，没有现代的医生，多是土医生和神官，大家都是无代价的为父亲忙着治病，刘润大叔，高十锁大叔，白三爷爷还有叫不上来、想不起名字的叔叔大爷都在为父亲守护，到吕祖庙上，求神讨药。母亲一面请医生治疗，一面开始为父亲的后事做准备，做寿衣打棺木……不过十多天，医生还没有走开，父亲就停止呼吸与世长辞。

      父亲在世时，因长时期为方圆几十里左右的人办好事，助人为乐，所以五六百人都自动来为父亲送葬，母亲变卖了所能卖的家产为父亲安葬，招呼来送葬的亲朋好友。越在关键时刻，母亲越是沉着冷静，心虽无限悲痛，但不掉泪，总是跑前跑后为父亲的安葬而忙碌，一再规劝儿女们和过分悲伤的亲友节哀保重。白三爷爷在父亲去世后哭得一次次死过去，母亲守在跟前抢救过来，一再说：“三叔你老不能太悲伤，他已经走了，咱们再怎么也不可能将他喊回来，死得已经死了，活得人还得活，让他走好，把他的丧事办好，是咱们活的人的责任，如果三叔有个三长两短，那不就更麻烦了。”三爷爷醒过来后，对母亲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年轻轻的就走了(当时父亲43岁)，我为什么不能替他。老天爷爷咋这么不公平呢?”母亲再次规劝三爷爷：“生死路上无老少，来去不由人，一个人寿命长短是无法确定的，三叔无论如何不能过分想不开。”三爷爷由于过度悲伤，在父亲去世的不长时间也离开了人世。

      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留下年轻的母亲和5个不成熟不懂事的孩子，父亲与世长辞，不亚于天崩地塌的灾难。而坚强睿智的母亲却毅然决然的撑起了这个家，取代了父亲的这个顶梁大柱。父亲安葬后的三天，上完墓就领着十七岁的哥哥、嫂嫂、十多岁的姐姐下地干活。当时耕地没有耕畜，下种没籽种就领着全家大小人用锹掏、镐刨。父亲的结拜兄弟刘润拜爹，看下这样不可能完成下种就用他家耕畜农具在河头上下种了三十多升扁豆，做为接口作物。母亲、哥哥、嫂嫂和我们一家就住在他家。一起进行春耕春播。就这样母亲领着一家苦熬苦受三个月，夏季扁豆接口作物，成熟了，全家人吃饭得到了解决，有了吃的，饥饿问题解决了。母亲又带着全家与邻居互帮互助的将大田作物种好锄耧好，为一年的生存奠定了基础。

      谁想冬天一到黄河封冻，河对岸的日本占领区伪军又不时的来河南抢劫。多数人开始向河套地区逃难。当然我们一家也不能幸免。母亲只好于1940年冬季领着全家走上了逃难之路。沿着黄河南岸向西蠕动，五岁和十来岁的孩子一天走一、二十里路就累得无法忍受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是风餐露宿。我们冻得无法忍受，妈妈和哥哥就打柴燃一堆火取暖。带的干粮有限不能吃饱，只能分的吃，以不饿坏为原则。沿途都是逃难的人，就是有些住户，也照顾不过来这么多的逃难者。就这样忍饥挨冻走了一个多月，到黄介壕再也无力移动了，只好搭建小茅棚住下，没有吃的又成了眼下的头等难事。母亲到南沙梁里走了一天发现那里有灯香，棉蓬可采集充饥，于是就把我和十岁的三姐留下，领着哥嫂、二姐到沙窝打草籽，回来经过捶打淘洗、磨成面蒸棉蓬灯香窝窝吃。就这样保住了全家性命。这里那时无多少人家，光靠草籽也不能长期度日，再说到后来草籽也打不到了，只好过河到临河县，二台河头，那里有先前逃难去的亲戚去投奔他们。可亲戚们都是一样的苦难，吃不饱，穿不上，哪能长期靠人家呢?母亲和一个放羊的蒙古老太太拉上关系，借给我们一个旧羊圈，上面搭上棚子，全家算有个住处，冻的不行，就把羊粪放在火盆里取暖，羊粪烟熏得全家人都常常呕吐头疼。蒙古老太太看看可怜，就让我们同他们挤在一个炕上。尽管穿得破破烂烂，盖得又薄，但有了暖炕，人多挤在一起，就暖和了。没米下锅，母亲和姓乔的亲戚借了几斗糜子，解决了燃眉之急。快过年的时候，全家又断了顿，我和三姐饿得只能哭，蒙古大妈将一碗炒米分成五份，他两个孩子一人一份，我和三姐一人一份，留下一份让妈妈吃。妈妈掉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掉泪，妈妈说：“我们蒙汉人都是如此一般的困难，你只有一碗炒米，还分给我们。我们有遭一日好起来，一定设法报答。”蒙古妈妈说：“人心都是肉的，你们到这步田地，我也是心如刀绞”。妈妈考虑到全家人的活命，就将不到十五周岁的二姐以出嫁的名义，以三石糜子做财礼嫁出，二姐想不通，哭得死去活来，要寻短见，妈妈对二姐说：“妈也不忍心让你一个不到十五岁的人做人家媳妇，心也是如刀绞，但不这样做全家人就活不出来，你也活不出来。眼下要活命也只能走这条路。当时以为逃到这里打工受苦赚一碗饭是可能的。谁想到来了河套，你哥打工不能出面，一出面就被抓壮丁，我和你嫂给人家管饭白干都没人要，到了这种地步，妈不能看着全家人饿坏，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二姐出嫁暂时保住了全家人当时的生命，度过了最困难的一年。

       在河套呆下哥哥终会被抓去当壮丁，一切指望哥哥继承父亲的担子，但连个当长工的机会都没有。二姐的三石糜子财礼吃完又该如何?母亲思前想后，就将嫂子、三姐和我留在河套暂住，她和哥哥开春后回老家跑青种地。河开了日伪军不过来，他们耕种原来耕种的土地，秋天下来，将粮食卖掉换成大烟带在人体不被发现的地方。不这样沿途都有抢人的官兵，搜出来轻者洋烟抢去，痛打一顿，重者杀人灭口。母亲白天躲在草林里，夜间赶路。就这样又回到河套。通过各种渠道，将洋烟换成粮食，能穿的东西，使全家有了一年的吃穿。母亲和哥哥就这样春回老家种地，冬天河套躲避日本鬼子的灾难，整整四年没间断。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全家才由河套回到了老家，开始能正常耕种自己的土地。

      父亲去世的五年，是母亲最受艰难的五年。1943年冬，母亲骑着一头毛驴将粮食卖掉，换成洋烟，从老家上河套，驴身上带着全家一年救命东西，走到哈少公中碰到冯二黑眼的兵，将母亲抓回参谋部搜查拷打，问母亲到底是干什么的，带什么东西?母亲说，我是冯团的姑舅姐姐，我姓张，是张河的亲姐姐，我正要找他，求你们把我送到他那里(因为母亲打听到冯二黑眼同张河是亲姑舅)。官兵报告冯团。冯团承认张河是他姑舅，让把母亲明日送来见面，那个官模样的人到高所圪坝串门去了，让母亲住在一个老乡家，第二天让一个小兵送母亲到改改召见冯团。半路母亲给了那个小兵二块大洋，把母亲放走。

       1944年冬，母亲和哥哥二人同样是从前山上河套带的洋烟，赶着牛车走到卢团店附近被卡子哨兵拦住先搜查哥哥，洋烟在母亲身上，母亲以到南边小便为名，将身上带的洋烟埋在沙蒿林里，当搜查母亲的身体时，卡子上哨兵只搜到了四块大洋，拿上就走，母亲说：“我们母子二人一天没吃饭，你拿走钱，能不能给我们几斤米我们好做一口饭吃，”卡子哨兵给母亲挖了两碗米。母亲就将车上小锅放下，又回哨所打了水开始在地上挖灶坑用沙蒿做饭吃。吃完饭天快黑了，卡子上的哨兵回屋里吃喝，母亲乘夜幕又偷偷回去将埋在沙蒿林的洋烟取上，又一次躲过了官兵的搜捕。

       母亲经过几年的磨练，不仅有了操持家什的本领，而且学会了在夹缝中做生意的本领，最后二年她觉得倒卖洋烟风险太大，故决定将自己产下的粮食拿到牧区换成牛、马、驴，将牛马驴赶到河套再换成吃穿，直到1945年秋，回老家时，不仅生活渡过了难关，而且有了一对耕牛，一匹骡马，生产手段有了初步解决，许多到河套逃难的男人们1945年返回本地时，他们的结局都比不上母亲。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知情达理。在河套逃难时，我看到当地孩子上学，我要妈妈让我上学，妈妈含泪对我说：“儿子，咱们是逃难人，吃穿都没有，怎能上学呢?待妈妈缓过这一口气来一定让你上学”。我过后就忘了，妈妈却铭记在心。1945年从河套一回老家就送我上学，妈妈对我说：“不管干什么，只要有文化，有知识，才能做出一些名堂来，就是种地当庄稼人有一点文化要比没文化的人强的多”。全家逃难外乡，流离奔波五年，过的朝不保夕，夜不成寐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终于结束了。母亲以为这下可过太平安稳的日子，就和哥嫂等商量谋划忙着修整房子，置办农具，积肥沤肥，购买籽种，修渠，打堰，平整土地，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母亲提倡“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二、八月秀女还下地，庄稼人更要起鸡叫睡半夜的干”。全家做了分工，哥哥、嫂嫂、母亲主要在地里干重体力活，三姐和我的任务是挖猪菜、拾柴积肥、抬水、放耕牛、养鸡、猪、打扫屋里院子、照看家、做饭煮水。母亲俨然像一个指挥员。哥哥、嫂嫂这时已二十来岁了，夫妻俩从来不敢在母亲跟前吵架。有一次母亲到二十顷地探视刘润拜爹，哥嫂俩不知因啥吵架，一再告诫我不许给母亲说。过几天嫂子因让我照看房上晒的糜子，我却偷的掏麻雀去了，糜子被麻雀吃了不少，嫂子骂我不听话，我就乘机报复，将他俩吵架的事状告妈妈。谁想妈妈说我不能随便告状。让我十分扫兴。但重大问题上的差错她是决不允许的。一次哥哥在外玩纸牌，赢了杨虎子哥的二十元钱，母亲知道后，将哥哥批评了半个晚上，并命令将钱退给。从此哥哥再未耍赌。主要是怕影响劳动影响邻居关系，养成赌博的坏习惯。她常教导我们，专心下地生产劳动是庄稼人的本分，伤风败俗的事绝不许干。在母亲的严格管理下，老家的头一年，我们获得了大丰收，打粮三十多石，不仅过上了吃饱、穿暖的好光景，还打清了安葬父亲时欠下的外债。母亲还到梁外买了二十头三类畜小羊，有草料喂，这些羊第二年就下羔了，从此，我家有了羊，吃羊肉也多起来。

       光景好起来了，母亲脸上的愁容少了许多，第一次听到母亲同村亲们开起玩笑，第二年(1946年)嫂子又生下了十分惹亲的胖小子(刘文忠)，母亲抱上了孙子，更是喜上眉梢。她一心要实现父亲在世的那番置地买房、牛马成群的家业，和二地主又买了二十亩土地，和村邻们商定打一道10里长的河坝，争取种地超百亩，打粮超百石，到中和西也租种了二十多亩地，按母亲的设想种上。苗情也长得很好，不料就在快要收割时黄河发大水，不仅庄稼全部淹没，房屋也被水灌塌，全家人被赶到白塄梁上栖身，哥哥伤心的哭了，嫂子、姐姐和我都哭了，唯有母亲很镇定，像一个战败的老将军，在地上踱来踱去，在思索着!琢磨下一步的行动……沉思了良久转过身来对哥哥说：“大丈夫志在四方，种滩地水淹是常事，不足为奇，你父亲去世后，面对日本鬼子残害，家庭陷入绝境，我们还活下来，一场水灾算什么，天无灭人之路，我们都应挺起腰干，打起精神，开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梁外今年好收成，我们再到他们那里求生。”母亲和哥哥不久就赶着一头牛、30多只羊到梁外换人吃的粮食。洪水下去后，母亲和哥哥回来建好了住处，车拉驴驮，将在梁外换下的口粮陆续运回，保证了过冬和来年的生产。

       母亲仍不减往年的精神，一如既往，没日没夜和哥哥等一家人在土地上勤劳艰辛地耕作着，并根据水淹没良田和村庄的教训，开始和村亲们商量加固护河坝，打护村坝，到夏天可望又是一个丰收年，刘六达叔叔说：“存喜娘今年耕种这么多这么好的地可是发财呀”。全家有了再度的喜悦。

      这年庄稼是不错，但由于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始，有耕牛的人家必须要为政府、军队、王爷府因差纳害。要哥哥到国民党骑兵六连当兵，不当家里必须给地方保安队买枪，妈妈怕哥哥当兵上前线危险，只好卖青苗买枪买马。哥哥的事算暂平息下来了，而各种名目繁多的害债，国民政府的耕地统计粮，人头税、割头税、援战税，乡保用的供养费……这个称谓旗县并存的住地，是双重税，除国民党政府繁多的税款外，还有王爷府的水草税，公中粮……除此名目繁多的税费，更重要的人和耕畜车辆都要输送给县旗两方面的官员需要的东西，就是衙门上、军队上的拉运吃的用的，草料烧柴等等，派谁家不走，不给足要受严刑拷打，一次国民党六连白占保班长来向母亲要粮，母亲说：“天天不是你来要粮，就是他来要钱，我们实在给不出来了，待粮食收割后再说，这个人和母亲也认识，经常来吃喝。号称白狗子，翻脸不认人，二话不说就打人，母亲向他乞求，他就破口大骂，马棒就打在母亲身上。母亲忍无可忍，就开始在大众面前指责他的罪恶，并和他以死相抗，在众人的劝说下，母亲避免了这个家伙的摧残。不久，乡公所的人又来要公粮，母亲只好赶着牛车连续10多天送去当时要的害债。秋季王爷府、参令、车官府又要因差，送粮拉草，母亲和哥哥都忙着收秋，走不成，不走又不行，只好将我这十二岁的小孩从学校叫回跟着其他因差的大人王罕羔等人一起走，赶牛车，到达旗宿亥图一带拉了半个多月粮草，官府还不放，因差王罕羔等大人们带着我们一起逃跑，两天两夜没吃饭，我被牛车将脚轧坏险些出了事。回到家后母亲听到这些，对我说：“妈本不该让你小娃娃去受这些罪，官家逼迫无奈，这个社会就是让你受罪的社会，只有经得起受各种罪的人，才能有生存下来的可能。”

      母亲不仅有敢拼敢闯，顽强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而品格修养也令人敬佩。当我们还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村里樊五奶奶领着四个孩子讨要。三秃叔大冬天没有穿的，冻得讨要都出不了门，母亲看到眼里，痛在心上，就将我穿的一个烂皮裤给了五奶奶。我哭的不让，妈妈说：“我们好歹还不用领着孩子大冬天出外讨吃，五奶奶、三秃叔不出去讨吃就要饿坏，咱比他们强，还是给了为好，救命要紧”。在逃荒的路上遇到这样一件事，到了唐力破土房前看到房东边有一羊圈，圈着二三十只羊，听见人来就咩咩叫着要吃草，看样子是饿得很厉害。房门前屋檐下站着两头驴，被风雪冻得全身不停的颤抖。当我们推开门走进屋里时，只见烂大炕上躺着一个汉族爷爷，一个蒙古奶奶，两个病人呻吟不止，见来人也不说话，妈妈上前问好，也不理睬。妈妈用手摸了摸二位老人头额后说：这两位老人发了烧，病得不轻，就让姐姐们很快烧水把红柳根烧过烟后，放在火盆上让二老取暖。接着出去外面柴草堆上拾了几根麻蒿、甘草、苦豆根(这地方就产这些东西)，当姐姐们烧开水后，妈妈一面让给二老饮水，一面将麻蒿熬成汤，给二老灌下肚，把皮被、皮袄全部让二位老人盖上让发汗退高烧。渐渐的，家也开始暖了，盆火炉火都烧得很旺，我们也有了暖意，过了一个多时辰，二老出汗了，妈妈命令谁也不能开门，让二老静静地发汗。不多时，二老清醒多了，汗把被子都浸透了。妈妈开始取掉上面搭的皮衣，问二老感觉怎么样?二老说好多了，问妈妈你们是哪来的医生，谁叫你们来的，妈妈小时候从老爷那里学到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办法，稍许懂得一点脉道。旧社会没有多少医生，老乡有病就是靠土办法治疗。老爷是个土医生，所以妈妈很灵，就自然学到了一些。我们有病就是全靠她的土办法治。妈妈只好向二位老者，说明来意：“是来投宿躲风雪的逃难人。可好碰上二老发高烧，我知道麻蒿能退烧，看到你二老烧得太厉害，所以就用了这个土办法。”说话间二老又开始呕吐不止，妈妈又凭过去的经验用炉灰土煎开后，将泥澄下，将水让二老喝下，果然也管用，二老呕吐止住了。二老坐起来连连感谢说：“我俩已二天起不了，羊二天多没喂了，如果碰不上你们，我俩老家伙可能就没命了，羊也没命了”。妈妈听后就让哥哥很快给喂羊饮羊。哥哥把羊放出在井上饮了，又将草喂上。二老把钥匙拿出来让姐姐们到南房取米和羊肉做胡里补达吃(肉粥)。

      我看到锅里的肉粥高兴的不得了，不知有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当姐姐们把肉粥端给二位老人后，我就急的叫起来，让妈妈批了一顿。这天全家吃的比过年都高兴，满满一大锅粥都吃光，我吃了二碗多。夜深后，我们都在大炕上睡了。妈妈又用她最常用的办法给二老扎针，拔火罐。第二天上午二老能下地了，就是口腔发炎，牙痛，咽喉痛，妈妈又用苦豆根治疗，到第三天，二老咽喉、牙也好多了，雪也停，我们又该上路了。二老硬不让走，要求妈妈、哥哥多帮他俩一天：“羊没人喂，病犯了再去哪找你们?”只好又多住了一天。

       1940年冬，在本巴台逃难时遇到三户患伤寒病的人家，全家都卧炕不起，许多人怕染上病，都不敢去管，妈妈一连去了十多天轮翻去照顾三家病人给做饭，拔火罐，用偏方治疗，直到三家人家都能下地自理，妈妈才回到家。妈妈会接生，会用土办法治一些病，所以谁家一有产妇就叫妈妈去无偿的接生，侍候月子，直到1974年，妈妈在锡尼镇还为职工吕秀花、连玉花等人接生和侍候月子。民国36年，梁外来逃难的两户无法生活的人家，妈妈就留在家，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灾荒过去，一户还在我们家生了孩子，文化大革命我们落难，这二户避难人家还来看望过妈妈和哥哥。村里孤寡老人杜四毛被妈妈收留，直到集体以五保户供养，才离开我们家。我两个本家叔叔和两个弟弟，因叔母去世，这四人无法生活，又被妈妈收留、抚养，直到两个弟弟成家才另住开。我们家这时已有8口人加上收养的5人，共13人，周围人都说妈妈、哥哥、嫂嫂是自找麻烦，妈妈说：“人在困难时才需帮助，我们累一点，麻烦多一点，也不算什么，只要他们能长大成人，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惦念了。我们这一家人能活出来，就是靠好心人们的帮助的结果。”

      妈妈一生究竟帮助过多少人，办过多少好事，她从来不向人讲，当时，我年龄小不懂，15岁就离开了家，所以更多的我是不知道的，上面讲到的，也只是其中的几例。

      妈妈不仅具有吃大苦耐大劳、勇敢坚强，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且社会阅历、社会知识境界、看问题的方法，规劝人的耐心，思想认识水平，都令人钦佩和刮目相看，1958年，我回家看望妈妈，她悄悄对我说：“我前一个月到包头看病，城市工人干部突然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么多人，农民生产粮食会不会赶不上，出问题。”她讲的实际就是中央1959年指出的工、农比例失调，开始了三年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当时，当领导干部的不一定有她这样的水平，一个农村老太太能提前认识到这一点，让我特别惊讶!

     1964年，我和旗委领导郝开泉是邻居，妈妈和郝书记闲谈过几次话。郝书记经常对人说：“我一生没有见过刘玉祥母亲这样通情达理、精明干练的老太太。”对妈妈敬重不已，以后走开，不仅经常夸奖妈妈的精明睿智，而且每年专程来看望妈妈，同妈妈叨啦一番。村周围的人们，有难事和有闹矛盾纠纷的事，就请妈妈去调停解决，张家队长叫妈妈二婶，常谈：“二婶是咱们地方的调解员，劝人有耐心，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说服力”。

      后来，母亲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因生活困难，工作繁忙，回家发牢骚，母亲就教育我说：“论生活比咱们在旧社会强多了，人应当知足，大家的困难解决了，我们也一定会好的，不要发牢骚，工作忙多做一点是应该的，如果不忙消闲不为民办事，那就和旧社会当官的一样”。母亲的教诲，我猛省到自己十多年干部连母亲觉悟境界高也不及，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向人讲过嫌工作累，生活苦的话。

      当年家乡遭灾，有些人厌世、轻生，准备一死了之，母亲就用“自古人生多磨难”，“唐僧取经遭81难”等故事来鼓励人们，增强战胜灾难的信心。她说：“灾难是阴云、风雪，阴云风雪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晴天和阳光一定会见到的，有求生的愿望，就有活出来的可能”。当我们一群孩子吃不下苦菜饿的哭叫时，母亲就用“康熙爷访山东还吃糠，视为到口酥，我们是穷苦百姓，为何吃不下苦菜，吃下去就活，吃不下就活不成了”。我们听了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1960年，是吃糠菜和玉米粥的年代。孙子们吃不下，她又用红军长征吃草根，啃皮带的故事来教育。  1947年，哥哥被国民党兵抢了自己借的几十元钱，又毒打的起不了床，哥哥反抗，一个兵当场就要枪毙，被人阻止，才幸免一死。哥哥和一些当兵的好友准备去报仇，母亲坚决制止，一再劝到，“整个社会就这样，报了这个仇还会有更多的仇人，只有社会改变了，仇人才会消失”，还讲了“韩信胯下骑”的忍辱负重故事，制止了一场无味的牺牲。

     我小时候同姐妹、兄弟常因分饼子争执打闹，母亲就用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教育，还说：“谦谦让让吃不了，争争吵吵不够吃，一个饼子引起吵架，人家一定会笑话。”从此以后就让姐姐平分，再互相多让一点，减少了互相吵闹，增进了和睦。总之母亲诲人不倦，教子有方，令许多年长者钦佩折服。

       1951年家乡又遭了大水灾，庄稼房屋全部淹没，生活再度陷入困境。饱经风霜的母亲对这一时的灾难，不屑一顾。又开始上河套变买仅有的小家产，换取渡命的口粮。这场灾难造成我因无法拿出上学的吃米辍学，不得不参加工作。在母亲的操持下，生活又开始好起来，到1955年入社时，有了羊70只，马7匹，成了周围富裕户之一。母亲对参加合作社积极响应，将近年发展起来的牲畜全部入了社，成为先进社员。1958年大跃进，母亲、哥哥、嫂嫂白明黑夜投入了深翻土地的大会战，母亲、嫂子累下了气管炎、肺心病的终身病疾。

       1961年秋冬，因我妻怀孕，母亲到我们锡尼镇为妻子侍候月子，抚养孙孙。本来母亲为我们全家操持家务，抚养孙子仍然不轻松，5口人的标准口粮，六口人吃，生活也很拮据，日子过得也很艰苦，妻子又患了精神病，长期无法治好，沉重的“大石头”又一次压到母亲的身上，既要照料三个孙子，又照料精神病的媳妇。自己从来不叫苦，而是常常劝我好好工作，家里的一切由她承担，不让请一天假，生怕为家事影响工作。1966年暴发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分子批斗、抄家、关押受刑，哥哥因我而被打成新生地主分子，批斗劳改，人身攻击，全家大小人等无一不受欺辱，母亲对社会主义国家如此给我和哥哥定莫须有的罪名，想不通，因当时的执政者不讲理，讨公道换来的不是挨骂、受气，便是赶她门外，母亲昏倒在解放渠壕。后被人发现抬回家，虽经治疗，但病情越来越重，卧床三年，于1973年与世长辞。临终当日叮咛哥哥：“不要告诉锁锁(我的小名)，他回来我也活不了，反而影响他的工作。”话说完，她老人家就停止呼吸，闭上了双眼。母亲就这样走过了她苦难的一生。

          （责编：刘志成）